缅北电诈愈演愈烈，人口贩卖已成全球性危机

　　缅北：一场全球性人口贩卖危机正在发生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：张馨予

　　发于2023.6.26总第1097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　　这一晚，陈童又做了同样的噩梦。她在深山里迷了路，山的另一边就是缅甸，她不知道怎样才能翻到山的另一边，把弟弟陈晨救回来。

　　她从梦中惊醒，一身的汗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

　　前不久，已经消失十余天的陈晨突然联系上妻子和两个姐姐，说自己被老乡骗到缅甸北部做电信诈骗。工作量一旦达不到公司的要求，就会被打。陈晨偷偷发回了自己被鞭子抽打、被锤子砸手的照片，照片中偶尔还会出现其他年轻人，身上是开水烫出的伤口。陈晨向家人求救，希望姐姐早点把自己救出来，“姐求你了”“看看能不能快点”“没有一天没有挨打”“我不知道能坚持多久”。

　　为了救弟弟，姐姐陈童和陈欣陆续进入了数个讨论如何救援被困缅甸家人的群聊，几个群加起来有数百人，大家在找儿子、女儿、弟弟、妹妹、侄子、侄女。一顿饭的工夫，群里的未读消息就破千。“人口贩卖”，是群里讨论的高频词。

　　人口贩卖已经成为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特征。6月7日，国际刑警组织公布了一份关于人口贩卖的研究报告，并向195个成员国发出橙色通报，提醒各国警惕由电信诈骗引起的人口贩卖。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尤尔根·斯托克说，最初的区域性威胁，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人口贩卖危机。

　　到缅北去

　　3月22日，被困缅北电信诈骗园区一星期的陈晨鼓起勇气，偷偷用公司发的手机联系上了家人。他不知道自己身处哪里，以为是在柬埔寨。陈欣提醒他下载一个地图软件，给自己发定位。点开后，双方才知道，陈晨在缅甸北部，他们都蒙了。

　　陈晨原本在一座南方城市送外卖。年初，一位从小认识的老乡联系上陈晨和他的朋友，说有份在东南亚赌场当服务员的工作，一个月能挣3万元。陈晨的孩子刚上小学，另一位朋友也有不小的经济压力。出于对同乡的信任，他们在3月初启程了。

　　老乡从头到尾都没有露面，但为陈晨安排好了所有行程，让他们先坐车去贵阳，然后再乘飞机。到了贵阳，行程却变了，有一辆私家车专程来接他们。路上，又有一个人加入了他们，是老乡的表哥，他也是奔着传说中的高薪工作去的。

　　私家车一路向西南开，通过辨识路牌，陈晨发现已经到了云南的德宏芒市。沿山路开了40分钟，陈晨渐渐感到不对劲了，手机定位显示已经靠近缅甸边境。随后车突然停住，一下车，陈晨三人的手机就被收走，又被送上另一辆车。

　　经过几趟换乘，陈晨三人被送到一座山上，一前一后两人押着他们爬山。陈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，两人都是1.7米多的身高，身板很壮，皮肤黝黑，口音不像中国人，都带着刀。爬了四五个小时的山，到达中缅边境时，已是晚上11点。过了一会儿，押送的人让陈晨三人走过一道铁门，穿过门，他们便被送到了电诈园区。

　　联系上姐姐后，陈晨把被骗的经过和自己在公司的遭遇零零散散地告诉了她们。每次陈童或陈欣都要先和弟弟对暗号，确保他周围无人监视才方便沟通。聊完后，陈晨会马上把对话删除。

　　陈童和陈欣每天在群里和受骗人家属交流，发现困在缅甸电诈园区的人都有着相似的遭遇。

　　19岁的吴洋和朋友四处找寻工作机会。交友软件上相识一周的女生告诉他，自家亲戚在缅北经营KTV，招募酒水销售，只需每晚工作几小时，就可以拿到8000元底薪和额外的提成，另外，还能帮他们解决路费和当地住宿。

　　可以出去见世面，又可以赚钱，吴洋和朋友都心动了。第二天，他们就启程了。对方帮他们买了前往云南省保山市的机票，机场外有人接他们，开车带他们到了边境。

　　从这里开始，一切都不对劲了。吴洋和朋友没有预料到，对方会不带他们从正常途径出境。全国各地来的一二十人，被蛇头带着，在中缅边境的大山里穿行。天色已晚，山路陡峭，人随时都可能坠落山崖。

　　一夜之后，他们到达缅北，并被一辆车接走，送进KTV所在地。大门口有穿着军装、背着枪的人把守，楼内只有三四间KTV，其他房间门锁紧闭，吴洋疑窦丛生。接近地下室时，他听见哀叫隐隐约约传来。一个只在电影里见过的水牢赫然出现在眼前，一豆灯火虚虚地亮着，只看得见水和栏杆，看不清里头的人影。

　　吴洋彻底反应过来，这个地方有问题，但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

　　从事电诈

　　吴洋和朋友被收走手机，带进了一个房间。百来平方米的空间里摆了三张长条桌，二十来人散落在桌边，彼此用隔板隔开，看起来都在低头忙着自己的事情。几名高高壮壮的看守手持电棍，在屋里巡逻。有的人脸上、身上有新的伤痕，一看就是电棍打的。

　　看守给吴洋及朋友讲解上班规则，他们俩被安排在毫不相邻的位置，不准互相联系、说话。俩人都上夜班，从夜里12点到中午12点，任务是在聊天群里引导用户到固定的网络赌博平台充钱。上班时间以外，他们也不准离开这个房间，只能趴在桌上休息。

　　吴洋这才意识到，自己正深陷一个电诈集团。很多人被带到电诈园区后，会被公司要求签合同。田小北的弟弟也被骗到了缅北电诈园区，他刚到公司就被强迫签了两年的合同，里面规定必须做够时间或者出单了，才有可能离开。所有人在公司不用真名，必须使用代号。

　　业绩是每天一睁眼最重要的事。陈晨所在的公司做“杀猪盘”，他刚到就接受了培训：怎么和客人打电话，怎么让客人对自己产生兴趣，怎么一步步加到客人的微信。然后就是实操，每天有规定的工作量，必须打满一定数量的电话，加到一定数量的新人的微信。田小北弟弟所在的公司专做欧美“杀猪盘”，主攻社交平台脸书，大家每天按照公司编制的流程，用翻译软件和外国人交流。

　　吴洋则被发了四五台手机，里面没有微信、QQ这类人尽皆知的App，以防他们跟外界联系。手机里只有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社交软件，看守们说，许多玩网络赌博的人都用这个App。

　　几个不同的手机注册了App不同的账号，被拉进相同的聊天群，吴洋需要用话术打动网络那端的赌徒，“我今天充了XX元，赚了很多。”另几个号立即跟上，“我也是，我也赚了。”以此诱使他人充钱。

　　公司要求的工作时长几乎没有低于16个小时的。陈晨每天早上8点起床，会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甚至4点。而专做欧美“杀猪盘”的公司，要求工作作息和客人保持一致。田小北弟弟的公司晚上10点上班，第二天下午5点下班。

　　每一两周，看守们要考核工作量。吴洋所在的公司规定，如果没有拉足10名客户，要接受狼牙棍惩罚。如果不服管教，则接受电棍惩罚。打多少没有规定，自然是打到看守们觉得可以了为止。

　　吴洋因为任务不达标，被狼牙棍打过，棍子上一根根的刺刺进肉里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吴洋的后背都布满密密麻麻的小疙瘩。他的朋友从进屋子起，就闹过几次，极不愿意做这些事。看守们一开始拿狼牙棍打他，后来直接动了电棍。

　　陈晨刚到公司，就被来了个下马威，打了30多鞭。陈晨记得，同公司有人无法完成业绩，被吊起三四天，期间不能吃饭和睡觉。有人被关进狗笼，四肢在笼里无法伸展。有人筋骨硬，就被几个人强按着劈叉，同时嘴里被灌着水，不让喊出声音。

　　没有完成工作量的人，一天往往只能吃一顿饭，当然饭也是自费的。吴洋在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，拿到了3000元工资。钱自然是留不住的，这里伙食差，每天基本都是白菜、米饭，一周最多能见一次荤腥。他拿钱打点看守，请他们帮忙买吃的，对方的报价是国内的两三倍。

　　田小北的弟弟和家里联系上之后，家里给他转过几次钱，因为弟弟没有业绩，吃不起每天40元一顿的工作餐。还有人用公司发的生活费吃饭，这些钱都被公司一笔笔记到他的账上，成为他的债务，之后需要偿还给公司。

　　逃，还是不逃

　　所有人都想过要逃跑，但逃跑是一个难度重重的选项。

　　有些园区连找到通往外面的路都很难。田小北的弟弟说，园区里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公司，每家公司几十人到上百人，整个园区有几千人，在园区里走一圈要花20分钟。

　　更何况，园区把守森严。“整个宿舍和工作的地方，都被铁皮围起来了，上面有几圈防盗网，并且四周都有监控。”陈晨回忆，园区里到处都有荷枪实弹的看守，去吃饭都有二十多人守着。

　　李冬梅的儿子也被骗至缅北，他练过散打，动了逃跑的念头。但李冬梅很快收到儿子的信息，说前段时间有两个人逃跑，好像已经被打死了。同镇另一个陷在缅北电诈园区的孩子家长告诉李冬梅，自己儿子尝试过逃跑，被抓了回去，肋骨打断了一根，后来她和儿子失去了联络，不知道儿子是否还活着。

　　吴洋是其中难得成功的。极度惊恐地过了三个月，吴洋的胆子大了起来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是联系自己一起被骗来电诈公司的朋友。没有微信和QQ，他就在聊天App的群里观察，谁也有类似的话术，再通过句尾语气词、常用语缩小范围，确定某个人可能会是自己的朋友。

　　吴洋偷偷单加了他好友，一面害怕万一加错人，东窗事发，自己会被狠狠地惩罚，一面又满怀期待、含含糊糊地问了一句话，你是从海南来的吗？对方想了很久，终于慎重地打出两个字，是的。二人从初中就相识，共同的回忆数不胜数。互相说了几件只有对方会知道的事，自此相认。

　　话题转回到最迫切的事上来，要不要逃、怎么逃。每天的工作时间，他们趁看守巡逻其他区域时，用手机偷偷摸摸聊上几句，慢慢探讨出一个可行的逃跑方案。

　　大楼的前门有人值守，后门则没有，且通向外头的马路，并无阻拦。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二层，跳下去不可行，但吴洋记得，最开始在楼内瞎逛的时候，看到过窗边的水管，似乎可以借力滑向一楼。看守们每天都会在晚饭前外出三五分钟取外卖，这是他俩唯一能出逃的机会。

　　逃，意味着自由，可也意味着一旦失败，他俩将面对更严苛的监禁，甚至死亡。二人都很谨慎，反反复复商榷。直到某天下定决心，第二天就跑。

　　傍晚，看守们外出拿饭了，吴洋和朋友对视一眼，相继跑向正对后门的窗边。他们的记忆没有错，窗外确实有根水管，二人抓住水管，滑向一楼。大半年来，虽然和房间里的二十多人朝夕相对，但彼此不通姓名、不知底细。大家都看见了他们的行为，但最终没有人跟着一起逃。

　　之后的一切都有惊无险。看守们反应过来时，二人已经跑了很远。他们特意跑向人多的地方，又在巷子里七弯八拐地穿梭，甩掉了追来的人。他们买了路边摊最便宜的手机，向家人报了平安，并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中国国门。

　　到达中国国门时，距离二人出逃，才过去短短一个小时。

　　真实的缅北

　　短视频平台上曾广泛流传一段视频，低沉的男声说，“这里是缅甸北部，我生长的地方。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娇贵的小公主。”缅北被描绘成一个纸醉金迷、岁月静好的掘金地。而实际上，缅北并非如此。

　　张焱是南方某地公安局驻云南的民警，从2021年中开始负责滞留缅甸人员的劝返工作。据他的初步估计，仅仅是缅甸东部的妙瓦底就有上百个园区，缅甸的勐能、勐平、邦康、大其力、南邓、老街、木姐等地加起来至少有1000个园区，“差不多有数十万人在那边敲键盘”。

　　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庄华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马忠红在发表于2021年的《东南亚地区中国公民跨境网络犯罪及治理研究》中指出，据统计，从缅甸抓获的网络诈骗人数应该位列东南亚各国之首，其中缅北地区在跨境网络犯罪窝点地中具有“大本营”地位。

　　缅北地区之所以集中出现大量电诈园区，存在历史原因。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戴永红指出，缅北主要指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和东北部的掸邦，缅边境云南段1997千米，除了与德宏州相对的缅方一侧为缅政府控制以外，其余地州缅方一侧均为缅甸地方民族武装(以下简称民地武)势力所控制。

　　1947年，缅族精英与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签订了《彬龙协议》，建立联邦制国家，承认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原则。但之后，缅甸政府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长期爆发冲突，尤其小规模的战事冲突已是家常便饭。

　　如今，民地武势力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了缅北地区，但双方始终处于拉锯状态。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实践中心主任简琨益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民地武为了获取巨额军费，选择了走私、毒品交易、赌博、人口买卖等犯罪作为财源。这也导致缅北地区出现了世界罕见的局面，以准国家的形式支持犯罪。

　　电诈团伙原本的聚集地并不在缅北，有不少是从国内出境的。因国内打击力度日益加大，电诈团伙转而出境寻找落脚点，但诈骗对象始终是中国人。他们辗转过欧美、日韩、非洲、柬埔寨等地，逐渐从对诈骗有严厉的司法打击、执法能力高的地区，迁徙到对诈骗的刑罚措施低、执法能力弱的地区。随着我国与各国签订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条约，电诈团伙纷纷前往司法真空地带缅北落脚。

　　简琨益说，刑事司法合作，有国家之间的，也有地区之间的。但如果要和缅北的民地武进行此类合作，则涉及一个重要外交议题，即如何定义民地武。据他所知，无论是我国国家层面还是边境省级层面，与民地武均没有签订此类合作条约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还有多重原因使得中国的电诈团伙在此聚集。简琨益在中缅边境走访时也发现，边民的国别概念较弱，管理始终是一大难题。尤其是一寨两国的地方，村寨一半在中国，一半在缅甸。村民说云南话、用人民币，手机信号是移动联通，手机支付用支付宝、微信，孩子上学、家人看病都要跨境来中国，很可能一家人里，哥哥姐姐住在缅甸，弟弟妹妹住在中国。

　　在文化背景相似、来往频繁的前提之下，电诈集团与缅北民地武更容易一拍即合，且便于偷渡。简琨益指出，他们彼此语言相通、文化相通、认识相通，“前者想找保护伞，后者想要客户，权力与犯罪很容易建立关联。”

　　缅北的人群也因此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。有当地人，有与之来往密切的云南边民，也有被吸引前往的犯罪首领、中层以及马仔。

　　全球性人口贩卖危机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犯罪组织通过偷渡向缅甸电诈园区输送人力的产业链逐渐形成。

　　许昌市公安局警察杜广雷和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讲师张婷与100余名偷越国境的违法犯罪人员进行了交流，又对三十多个犯罪团伙和典型案件中的1000名涉案人员进行了综合分析，并于2022年将成果发表于一篇论文中。他们发现，多数偷渡者沦为犯罪组织赚钱的工具，犯罪组织以3万~15万元不等的价格，将偷渡者分流至赌场或诈骗组织。陈晨进入电诈园区后才知道，当时把自己骗上路的老乡能够从中得到抽成，算上陈晨、陈晨朋友和老乡的表哥，进账至少几万元。

　　除了从国内将偷渡者卖到缅甸各个电诈园区，缅甸不同电诈园区之间也存在人口贩卖行为。

　　一次联系中，李冬梅的儿子说自己因为没有业绩，被公司威胁，“再不出业绩就卖到其他园区”。李冬梅着急了，害怕儿子被卖到其他园区之后，又联系不上。这种情形在寻人的家长群里太常见了，有些家长的孩子已经被转卖过几次，越往后业绩压力越大，因为越往后贩卖的价格越高，这笔账都被公司算到个人身上。

　　有些电诈公司的人口贩卖已经出现明显的绑架特征。一位江西父亲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儿子在过年前被骗到缅北电诈园区，由于一直出不了业绩，被视为累赘。两个多月后，公司让儿子联系自己，出钱把人买回去。

　　国际刑警组织于6月7日发布的有关人口贩卖的研究指出，数以万计的人正在东南亚被贩卖，这种人口贩卖现象最初出现在柬埔寨，后来又延伸至老挝和缅甸，如今还有至少4个亚洲国家出现了贩卖中心。

　　国际刑警组织在研究中还指出，之所以会出现规模如此庞大的人口贩卖现象，是因犯罪组织利用了后疫情时代的特点——越来越多事务只能在线上处理，使得电信诈骗的数量急剧增加，与此同时，许多人失去了工作，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工作机会，因此更容易被高薪工作所诱骗，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。

　　在简琨益看来，近些年来，随着缅北地区犯罪组织的壮大、网络化，实际上这些组织已经呈现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趋势，而犯罪集团一旦呈现有组织化，人就具有了双重价值——第一是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对象，第二是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工具。

　　当人作为犯罪对象，犯罪组织唯有通过诱骗、绑架被害人才能勒索大量的赎金，实现物质利益的目的。当人作为犯罪工具，犯罪组织会通过转变被害人成犯罪人的方法，来不断壮大组织。简琨益说，从实际案例来看，被打掉的犯罪组织，其中的成员有很大一部分一开始是被骗到缅北的被害人，此后转变成为犯罪组织的成员。

　　“国际刑警组织提出的‘全球性人口贩卖危机’应当进行一种现代意义的解读，这不同于传统的拐卖人口并从中获益，而是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压榨人权获得利益的一种内循环：要不将人作为人质获得利益，要不将人变成组织成员获得利益。”简琨益说。

　　(为保护隐私，文中陈童、陈晨、陈欣、吴洋、田小北、李冬梅、张焱为化名)

　　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3年第2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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